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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铁军女战士的传奇人生

  • 时间:   2020-04-26      
  • 作者:   彭克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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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家出走参加新四军

我叫彭克,原名叫彭秀英(在参加新四军后第一次行军的路上改的名,意为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定不移走革命道路),l9l8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城内姐姐巷。祖籍是湖南省望城县。我童年时家境还好,7岁上了小学。但在我13岁时父亲得了急症,很快就去世了。当时姐姐已出嫁,下面还有二个弟弟二个妹妹,母亲又生了重病,卧床不起,家里也没钱供我上学了,因此我15岁就停学在家服侍母亲。

1934 年,我到泰兴县城一个私立医院学护士,半天上课半天工作,不缴学费,也没有工资,不管饭,每天下午有一顿点心。两年后,该院转为公立泰兴县医院,吃饭不要钱,每月有5元工资。后来有人发现花名册上每人每月应发30元,同学们就要我当代表去提意见,发工资时我又拒绝签字,院长就把我解雇了。

1937 年春,经人介绍,我到南京卫生事务所尧化门分所当护士。七七事变发生后,大家都纷纷找出路,逃离南京,我也挤上了一艘载满难民的船,逃回了泰兴。几天后,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惨讯。

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回到家中后,我们几个年轻人主动组织募捐布鞋,慰劳前方将士,结果这些鞋子却被当地的贪官污吏穿到脚上了,我们知道后十分气愤和失望。正当我们感到报国无门,极度彷徨之际,我的朋友于荃毓给我们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原来是她表哥在新四军给她寄来的。我们看了这些书如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十分兴奋,认识到只有新四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当时,母亲因家境贫困,托人说媒,要把我嫁到一个破落地主家去,我坚决不干。一天深夜,我串联了于荃毓、翟敏,3人偷偷离家出走,找到了驻扎在江都县的新四军方钧部队。那是1938年8月,我们正式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11月在姚家桥,由王焱同志介绍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2月,我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八队学习。八队都是有中学以上文化的女同志,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训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我们步入老年时期,我们还经常聚会,说起当年事,唱起当年歌,回忆在一起度过战斗岁月的战友们,真是永生难忘。

二、扬中事变死里逃生

皖南事变前,八队解散了,八队的女同志分到各部队工作。当时要分配我到阜阳作民运工作,我不去,坚决要求去前线。组织上就让我跟部队去前方。到了扬中县,队领导知道我学过医,就把我分配到医院——新四军挺进纵队卫生队工作。当时招了一些护士,我任护士排长。后来史凌同志参军到卫生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养,接替我当了护士排长,我就负责药房工作。

1939年12月发生了“扬中事变”。日本鬼子要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部队已到苏北集中,留下两个营和医院在扬中县新老洲。

我们卫生队有几十个重伤员,医护人员中只有史凌、李亚云和我3名女同志。新老洲四面环水,一天深夜,日本鬼子的汽艇包围了新老洲。听到“突突突”的汽艇声,我们就在当地党组织和老百姓的配合下,把几十个重伤员分散到老百姓家隐蔽起来。

我们把伤病员隐蔽好后,自己也急忙化了妆,头上戴个头巾(我们都是短发),围上围裙,打扮成当地妇女的模样。第二天鬼子上岸后,挨家挨户进行拉网式搜查,我们随着人群跑,碰到当地游击队司令员的妹妹,她说:“你们也没处可去了,跟我走吧。”我们在情急之下藏到了她家的阁楼上,住了3 天,每顿饭都是架梯子送上来。第3天下午,她喊我们下来,说:“没事了,鬼子走了,老乡们都在河边看钓鱼呢!”我们正憋得难受,就下来了。谁知刚到河边鬼子就来了,老百姓一哄而散,熟门熟路,一会儿就不见了。

我们慌不择路跑到了一片开阔地上,四面都是农田,只有两间草房,里面黑乎乎的,房中放着一个揺篮,一个婴儿躺在里面哇哇大哭。我抱起孩子,他立刻止住了哭声,还冲我笑了。我让史凌抱着孩子,坐在里屋的床上,放下黑乎乎的蚊帐。我又让李亚云坐在灶台边,用一个大筐把她罩住。她吓得发抖,大筐发出悉悉索索抖动的声音。我跟她们说:“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要准备牺牲。李亚云你不能抖,抖出声音给鬼子发现就是死路一条。”她果然不抖了。我蹲在灶台后面,拿着手枪,从灶台墙上的小窗户看着外面。一会儿,一队鬼子来了,每人手上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个鬼子走到门口,伸头进来望望就出去了,又一个鬼子伸头望望又走了……十几个鬼子都依次把头伸进来望望,没有一个敢走进这间屋。前后20多分钟,孩子竟然没有哭一声。鬼子全走了,天也渐渐暗了,我们3人松了口气,把孩子放回揺篮里,他这才又大哭起来。我们估摸他的父母也该回来了。

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就摸黑出来,准备找大部队去。路上碰到一个我部侦察员,他说今晩有只船要过江,让我们在江边等。我们3 人到了江边,正巧又碰到陶永芬(八队同学)家的人,我们就在她家吃了晚饭。突然有人敲门,把我们吓一跳,开门一看,是指导员彭友。他说:你们不能点灯,外面能看见。我们赶紧灭了灯。下半夜,我们坐上了渡江的小船逃出了扬中县。到嘶马、大桥找到了大部队。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令我终身难忘。

当时一起困在岛上的还有我的好战友张玉华(时任挺进纵队四团干事),她和那两个营的干部战士被困后,鬼子白天上岸搜索,他们躲在竹林里,晚上才到老乡家找点东西吃,饥饿、寒冷、奔波、紧张,随时随地都可能和死神相撞。坚持了半个月后,部队每天深夜派只小船接他们转移出去,用了十几天才转移完。有的意志薄弱的胆小鬼趁此机会脱离了部队,大部分人坚持了下来。

“扬中事变”后,我又回到新老洲去给几十个伤病员疗伤。在老百姓的配合下,我每天挎着蒙着布的篮子(篮子里放着换药的药品、器械、纱布和药棉),挨家换户给伤员换药。由于鬼子“扫荡”耽误了治疗,多数伤口已化脓,生出很多蛆虫,我就用手把蛆一捧一捧往外掏,再清洗上药。经过治疗,几十名伤病员全部恢复健康,伤愈归队。

史凌、张玉华、陶永芬和我在战争年代结下了生死之交,直到老年,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交往。

三、围困大庙绝处逢生

郭村保卫战前夕,我带了几名医生护士和100 多名伤病员,住在离郭村5里路的野田庄大庙里,有一个班战士负责警卫。那天下午,敌人把大庙团团包围,由于不了解情况,不敢轻易进攻,就查问当地老百姓,老百姓就吓唬他们说,有好多人,好多枪,还有炮。一直拖到晩上,敌人才发起进攻,我们所有人员包括轻伤员都参加战斗,我们预先把手榴弹集中起来,埋伏在墙外壕沟里,敌人一靠近,我们就一排手榴弹扔过去,墙里墙外都高喊“冲啊!杀啊!”,就连重伤员也在里面高声呐喊,就这样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

敌人以为有大部队住在里面,就在大庙周围点起篝火,准备天亮再动手。情况万分紧急,我们只有一个警卫班,如在天亮前没有援兵来,我们就没有生路了。我考虑再三,决定派一个战士摸出去请求部队救援,其他人员做好敌人再次发动进攻的战斗准备。大庙边上是一个尼姑庵,夜里,我一个人摸出去查看敌情,篝火边上,敌人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突然一个冷枪从远处打来,子弹到我的胸前却没有了力量,神奇地掉了下来,让我与死神擦肩而过。

天刚朦朦亮,就听到密集的枪炮声,敌人开始进攻了。在这危急时刻,大部队接到情报,派部队来解救我们了。我们里应外合,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还俘虏了一大帮,为郭村保卫战的胜利又增加了一个分量。我和伤病员又一次化险为夷。这次战斗还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表彰。

四、战火纷飞喜结连理

1940 年11 月23 日,我与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参谋长的张藩同志结婚了。我们从相识到结婚也有一段简单而又有情趣的故事。

“扬中事变”后,我们死里逃生找到大部队。当时张藩调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参谋长,叶飞任副司令员。部队驻扎在七里长庄,纵队首长住在庄头一个地主家,我们卫生队住在庄尾的一个大庙里。有一天,我骑自行车路过首长驻地,看见一位首长站在门口,我下车行了个军礼:“首长好!”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新来的参谋长,还没说过话。他笑着说:“你是八队的吧?你是我们的大姐呀!”我心想,你比我大那么多,怎么叫我大姐?就问他为什么,他开心地笑着说:“你是八队,我是九队,八队当然是九队的大姐了。哈哈……”其实张藩早就开始注意打听我了。

他问过卫生队的伤员:“这个高个子(我1 米68 的高个,在当时女同志中很少见)女医生怎么样?”大家一致评价:这个医生很厉害,从不开玩笑,不吃病人的东西。但她看病好,换药手轻,大家都喜欢找她治病。廖政国同志为保护战友负伤,手榴弹把手炸得血肉模糊,我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当机立断:截肢!手术时张藩同志一直观看了整个手术过程。事后他说:“这个女医生好凶,锯手时眼不眨,心不跳,一鼓作气就把手锯下来了,真厉害!我看了都心惊肉跳。”这件事,更坚定了他追求我的决心。

叶飞、钟期光等领导同志知道了他的想法后,纷纷做工作。那天,院长找我谈话,被我一句话就顶回去了:“我是来抗日的,不是来找对象的!”

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亲自出马了。他首先向我介绍了张藩同志的情况,说他是个好同志,会打仗,已经32 岁了,并要当我们的证婚人。我借口说婚姻大事我作不了主,要问妈妈。他大笑起来:“你参军问妈妈了吗?”我也笑了。

当时我任护士排长,每天要去给纵队首长打针、送药,一来二往也就熟悉了。张藩同志虽然文化不高,但他记忆力超强。在部队做报告、传达上级指示,从不用稿子,常常能说几个小时。当参谋长部署指挥战役战斗,接二连三地打胜仗。人们都说一师能打仗,叶飞能打胜仗,是有一个能打仗的好参谋长。他大到参与战役部署,调动兵力,指挥战斗,小到司令部的安置,警卫人员的安排,制定行军路线、速度、时间等作战部门的工作细节等,都要操心。他培养出来的作战参谋个个业务精,能力强,许多人后来成了部队的指挥员。他胆大心细,对我也关心备至,我们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感情。1940年11月23日,我们结婚了,这一天,我们二人穿着军大衣照了张合影以示纪念。叶飞司令员和王于耕夫妇,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和许寒冰夫妇,医院院长夫妇还请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五、玉米地里虎口余生

1941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京宁。当时张藩同志调到一个新开辟的根据地准备打仗。组织上为了我能安全生产,让我跟另外3 位男同志去上海:一个是后勤部杨部长,因眼睛有病要去上海开刀;一个会计;还有一位是阮英平同志。他们都是年轻人,没结婚,更不懂照顾孕妇。我们刚走了没多久,路过一片玉米地,就碰上鬼子“扫荡”。他们三个小伙子跑得快,跨过几个沟就躲起来了,阮英平一边跑一边急得对我大叫“快跑呀!跨过沟就行了!”可我是一个大肚子,既跑不快,又跨不过沟去,急得没办法。只好钻进路边稀疏的玉米地里,坐在里面看着鬼子渐渐走近。我想:这次我是没命了,就等死吧!可是鬼子东张西望好像看不见我。突然,我听到一声惨叫和嘈杂的人声,等鬼子走了我出来一看,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战士,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了,肠子流了一地。我想,我不能去上海了,这一路上不知还要遇到多少鬼子,我一个大肚子实在无能为力,要死就死在根据地吧!于是,我又回到一师,找到粟裕师长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请求留在根据地。粟裕同志同意我留下了,我就住在钟期光住的杂货铺里,钟期光通知张藩,并经他同意我留在根据地,还买了些大米煮稀饭给我吃。

六、救死扶伤,抢救伤员

我参军前当过护士,到挺进纵队卫生队任护士排长后,培养了很多护士。战争年代,频繁打仗,伤员无数,急需外科医生。医院院长是外科医生,他看我有一定基础,就教我外科手术。我在实践中摸索、学习,很快掌握了外科手术方法。由于条件艰苦,院长夫妇有一天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了部队(据说他们到新加坡开了个诊所,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从此,我就开始独立进行外科手术。我们的手术台十分简陋:一块门板,铺上油布,伤口罩上消毒巾,点上汽油灯,就开始手术。饭锅、脸盆、水杯煮上手术器械就是消毒。虽然简陋,但消毒程序严格把关,因此,经我们手术的伤员伤口很少感染。

每次战斗下来,我们的手术刀就一刻不停,经常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由于长期过度站立,我的小腿严重静脉曲张,前些年造成小腿静脉堵塞做了手术。结婚怀孕后,挺着大肚子也要站在手术台上,有一次站不住晕了过去,醒过来接着做手术。怀孕的人本来就胃口不好,闻到血腥味更加呕吐不止,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开始学抽烟,抽烟能驱散血腥味,提神醒脑,抽了烟能熬夜。这一抽就抽了近20年,直到1960年我做子宫切除手术时,医生不让我抽烟,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供应困难,我和张藩同志决心一起戒烟,才把烟戒了。

我有三个女儿,我希望她们至少有一个能继承我的事业,当一名医生。可是因为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她们都未能从医,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吧!

七、北撤山东有惊无险

1946 年冬,我任新四军一师一旅司令部门诊部负责人。部队要北撤山东,上级给我们画了一张路线图,让我们自己走,因为部队战斗任务重,顾不上我们。我带着几十口人,沿途又收容了一些掉队的老人孩子,队伍越来越大,全靠老百姓帮着推车、挑担。一位90 多岁的参议长刘伯厚(人称刘姥姥)跟着我们,老人家坐在独轮车上由民夫推着走。天寒地冻,突然,老人从车上滚下来了,一摸,全身已经冻僵了,但还有一口气。我们赶紧点上火,把他烤软了,这才缓过气来。当地老百姓很穷,有的一家人穿一条棉裤,很多人没见过大米,看见煮熟的米饭惊叫着:“饭锅里有一锅蛆!”我们没有钱,就用多余的衣服裤子和米来换点鸡蛋、菜,给老人孩子补充营养。刘姥姥不肯吃鸡蛋,说:“留给孩子吃吧,我吃点豆腐就行了!”

我带着队伍日夜兼程,后面有国民党的追兵,再累再饿也不能停下来。我让大儿子如宁坐在骡子上,奶妈桂兰带着二儿子小宝坐在板车上,队伍一出发,我就顾不上他们了。天黑了,突然发现桂兰和小宝不见了,这可急坏了大家,我的母亲哭着不肯走了,挑夫“豁嘴儿”找了大半夜,眉毛、胡子都结了冰,也没找到,他一直哭到驻地跟我说:“小宝这一夜冻也冻死了。”第二天早上,在我不抱希望的时候,一个管理员骑着马,坚决要出去找,他说:“我一定要找到小宝,找不到我就不回来了!”他终于在雪地里找到了桂兰和小宝,桂兰抱着小宝正坐在雪地上哭,原来他们坐的板车掉队了,被另一个部队收容去了。晩上,他们把孩子们集中在老乡的炕上,还烧稀饭给孩子们吃。孩子们既没饿着也没冻着。第二天,部队要出发了,他们就在路边等着,真是万幸,被管理员找到。每当回忆到这些往事,我都无限感慨,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多深哦!

我们一路上走了十几天,真不容易。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不知该往哪里走,就到处问人,打听大部队的消息,结果碰到一个人,提到张藩就又叹气,又说不知道,弄得我们很紧张。这时,许多跟着我们一路走的家属们都找到了部队,我们就更着急了,只好先住下来打听消息。

那天夜里,我妈妈半夜哭醒了,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就是张藩同志,我们高兴极了,终于又回到了大部队。

八、渡江战役保卫大船

1949年渡江前,我任二十九军卫生部材料科科长。组织上交给我们20条大船的卫生装备物资,准备渡江战役后抢救伤员用的。这些物品都是我亲手一件件打包、编号、装船。为了确保这些物品的安全,我每天都要巡视检查,以防万一。一天夜里,我走到草地边,发现草丛中有人,我一把抓住那人的腿把他拖出来,一审问,原来是敌人派来搞破坏的。我看他也就是个小兵,胆小老实,就告诉他,你愿意参加解放军,我们欢迎,你想回家我们给你路费。他说家里还有老母亲,想回家,我就放他走了。

张藩同志在渡江战役中任二十九军政委,他们派李干等同志打入江阴炮台,组织了江阴炮台起义,瓦解了号称万夫莫开的长江天堑的重要门户。记得那天李干同志来辞行,张藩郑重地千叮咛万嘱咐,他果然不负众望,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渡江战役打响后,我军万船齐发,尽管蒋军飞机轮番轰炸,可对岸江阴炮台却无声无息,大门洞开,把解放军三野部队迎进了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在我们精心的组织安排下,20条大船的物资也无一破损,安全渡江。受到了三野领导的表扬。

九、艰难困苦抚育后代

我一共生了6个孩子,除一个病死外,5个孩子都经历过生死考验,顽强地活下来了。这是多少人心血操劳的结果啊!

1941年我化装成普通孕妇,在妹妹彭秀林和表嫂(人称二嫂子)的掩护照料下,住进南京鼓楼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京宁。给我接生的是一对犹太医生夫妇。第二天我亲眼看见他们被日本鬼子带走了,是死是活不得而知。满月后孩子放在泰兴妈妈家我就回部队了。1943年夏,一个战友休完产假回部队,路过妈妈家,看见两岁的京宁很可爱,就要带她回部队。当时天热,一路上没有经验的战友不断地买东西给她吃,傍晚到了驻地,人人看了都喜欢,又不断地给她吃东西,孩子在家没吃过这些好吃的,吃多了,肚子胀得鼓鼓的,下午还活蹦乱跳的孩子,晚上就高烧不退,直喊肚子疼。当时部队缺少药品,无药可治,我也束手无策,当天夜里就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张藩同志的怀里。

第一个儿子如宁出生后,我的奶水很多,我自己喂奶。当时不断打仗,伤员很多,每天手术不断,没有时间喂奶,我就想方设法断奶。听老百姓说吃醋煎豆腐可以回奶,我照方吃了一次就没奶了,但从这以后,我生的几个孩子就再也没有奶吃了。

二儿子出生后,房东媳妇桂兰奶水好,看我二儿子宝宁(小宝)没有奶吃,就帮我喂孩子。部队要转移了,她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婆婆,一定要跟部队走,帮我喂孩子。一直到两年后家里人来找她才回的家。解放后我多次回当地想找她都没找到。她对我的恩情我永世难忘。

京宁死后,继两个儿子以后生下的第一个女儿应宁令全家人惊喜不已,我妈妈更是爱不释手,认为是京宁的再投胎。但她的遭遇更是惊险交加。

她出生时接生员没有把脐带扎紧。当张藩披着战火的硝烟,刚从前线打完仗回来,兴致勃勃地抱起刚出生几个小时的婴儿时,吓了一跳,包布已经被鲜血沁透了。接生员无影无踪了。他不顾劳累,抱着婴儿一勺一勺地喂葡萄糖水,喂了一夜,才把孩子抢救过来。

应宁刚出生几个月,我就抱着她坐卡车外出执行任务,遇到敌机轰炸,司机跳车跑了,我也抱着她跳车往路边跑,不小心碰到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孩子被抛出去老远。一颗炮弹扔到卡车上,把卡车炸得粉碎,敌机走后,我再找女儿找不到了,我急得大声喊,忽然听到有人问:“这儿有个小孩是谁的?”我跑过去一把抱过来,正是我那才几个月的女儿小应。由于天冷,包裹得严实,摔了那么远竟然毫发无损。

二女儿阳宁出生不到100天,我从医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天未见妈妈的孩子们蜂拥而上,高兴得一个个搂的搂,抱的抱,我在医院沾染的百日咳病毒感染了孩子们,就连几个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4个孩子高烧不退,大儿子咳得小脸青紫,发出鸡鸣般的声音;二儿子翻着白眼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大女儿全身抽搐,眼睛瞪得铜铃大;3个月的阳阳口吐白沫已经哭不出声了。我真怕他们也像京宁一样离我而去,急得直掉眼泪。但部队没有药,我也毫无办法。张云同志(现在叫朱竹雯)见此情景,问清所需的药名,急忙跨上马,连夜沿途找药,终于在河边的一艘船上,找到两支盘尼西林。部队的同志听说是抢救孩子急用,二话没说就把仅有的2支药交给她。天亮了,3个大点的孩子分别注射完两瓶药,都缓过来了,按照救大不救小的原则,轮到最小的二女儿时,药已经打完了,怎么办?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用盐水把药瓶涮涮给她打,也奇迹般地好起来了。

我的孩子们像成千上万战争年代出生的革命者后代一样,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历经苦难,死里逃生,都顽强地活下来了。是因为部队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地呵护着这些幼小的生命,有几次我已经狠心把孩子送走了,又被挑夫“豁嘴儿”追要回来。他说:“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们吃的,我在就有他们在。”他对待孩子们比我这亲妈还要细心。1948年部队精兵简政,“豁嘴儿”的岁数大了,就在山东解放区给他安了家。解放后我多次托人到当地找也没找到他。没能为他养老送终是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事。

十、母亲帮助儿女走革命道路

我的妈妈彭黄坊在我生老二后,就一直随军帮我带孩子。京宁死后,老大如宁就放在泰兴的妈妈家养,那里也是新四军的一个联络点,很多经过泰兴的战友都要在妈妈家落脚。

我的弟弟允太因为反对使用日本教材被学校开除。有一天,一个操着扬州口音的人敲我家的门,问“彭允太在家吗?”妈妈警惕性很高,一边答应,一边示意让允太赶紧从后门跑出。然后走到门口,慢慢取下门杠,拉开门拴,打开门一看,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穿西服的是日本人,始终一言不发。扬州人说:“我们是彭允太的同学,他在家吗?”妈妈从容不迫地说:“彭允太去南京考学校去了,你们看这么多招生简章,你们帮他选一个学校吧。”找不到允太,他们只好先走了。妈妈见势不好,抱着家里两只下蛋的母鸡,去保长那里弄来了一张通行证送给允太,要他立刻离开泰兴去找新四军。

送走了允太,妈妈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心想鬼子一定不肯善罢甘休,还会来找麻烦的,如宁在这里也不安全,妈妈就赶紧让我13 岁的小妹妹运南带着刚断奶的如宁也去找新四军。他们半路上恰巧碰到叶飞司令员带领小分队执行任务,于是就跟着叶司令一起走。叶司令背着如宁,如宁前一天吃糯米饭吃多了正拉肚子,还拉了叶司令一身。允太离开家后,避开鬼子和伪军严密盘查的船码头,绕小路离开了泰兴。允太和运南差不多同时到达部队,从此他们参加了新四军。

后来,张藩亲自打背包送13岁的运南到苏中公学学习,在部队的培养下,运南成为新华社的一名资深记者,允太也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果然不出所料,鬼子和伪军没抓到允太,就到家中抓“新四军小孩”。没想到又扑一空。鬼子和伪军恼羞成怒。他们把妈妈抓去,吊起来打。姐姐彭秀华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出去,才把妈妈保出来。而家已被鬼子烧掉了。妈妈从此跟我随了军。

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妈妈亲自喂养带大,她跟着部队走南闯北,一路上担惊受怕,吃尽辛劳。她那乐观开朗、慈祥善良的性格,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人。每到驻地,她都能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她乐于帮助每一个人,人们也都愿意帮助她。她做得一手淮扬家乡菜,战友们都爱吃。只要一有好吃的,她自己总舍不得吃,而要分送给战友们和老乡。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下来,我们家经常是高朋满堂,张藩的很多生死战友经常在周末或节假日到我家来,都尊她一声:“彭奶奶!”她就会热情地把丰盛的美味菜肴端上桌待客,自己却在大家都吃完后,吃点残羹剩饭。我家除自己的5个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生了1个小女儿南宁),还供养着我姐姐妹妹的几个孩子上学,家里平时精打细算,粗茶淡饭,但经她手打理出来的饭菜格外香。新中国成立初期,张藩让孩子们在地方小学上学,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经常有同学来家里玩。妈妈了解到他们家里穷,有时吃不饱饭,就把饭菜端出来,让他们吃饱饭再回家。妈妈乐善好施,却从不求回报。

在她73岁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藩同志被打倒,我也受冲击。她整天担惊受怕,早已治愈20年的卵巢癌又复发了。1969年,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摔得腰椎骨折。就在我卧床期间,张藩接到军委命令,到武汉工厂蹲点,他毅然决定,全家搬到武汉。刚刚搬完家尚未安顿停当,武汉军区就要他立即到湖北襄樊红旗机械厂劳动。军令如山,大年三十那天,他去了襄樊。我正卧病在床,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特别是为未能见她最后一面而深感痛心。几十年过去了,老战友们也都相继过世,比我年轻而精力过人的史凌也先我们而去,我很想念他们。

 

彭克口述  张应宁 张阳宁 张南宁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