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ner1
    • 新四军铁军
    • 己亥年轮播图
    • 建党节
    • <
    • >

周纯麟将军的往事

  • 时间:   2021-08-21      
  • 作者:   武夷山      
  • 来源:   武 夷 山     
  • 浏览人数:  933

大剧院散场,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南京前线文工团大院,三三两两地交谈着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不过,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在大门不远处还静静矗立着一座三门四柱牌坊。新填涂的三色油彩掩盖了一部分岁月的痕迹,只角落里的石碑还铭刻着它的身世。

1928年,为安排北伐中牺牲将士子女的学习生活,国民政府在这里建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参与筹建并先后担任校长,牌坊上的校名由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手书。1949年,南京解放,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撤销,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华东军区干部子弟学校”(1954年更名南京卫岗小学)。

一直到1964年,这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红孩子”们成长的沃土,烈士的后代、将军的儿女、期待中的祖国未来接班人,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成长记忆。

周善明和他的五个兄弟姐妹(善平、善黎、善伟、善新、善乐)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在这里上学时的事情。他们,是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将军的孩子,一生追寻父亲的脚步。

不久前,善黎、善明、善伟、善新、善乐五人,还踏上了重走父亲西征路的旅程,重温红军精神,追忆当年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惊心动魄。

恰逢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建军89周年,凤凰江苏约访周将军的家人,从琐碎家常聊到峥嵘岁月,献礼八一。

周纯麟:1913年生,湖北省麻城人,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28年加入农民赤卫队,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西征河西走廊;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四师骑兵团长;解放战争时期率部参加孟良崮、淮海、渡江、杭州、舟山等著名战役。1955年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1970年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后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在上海艰难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1986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73岁。

八九点钟的太阳

周善明:我1964年小学毕业,是卫岗小学最后一届毕业生。那时候中央担心设置子弟学校会使干部子女脱离群众,成为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孩子,就要求各子弟学校面向社会招生或者交由地方教育局办学。由于当时卫岗周围还是农村,没有那么多适龄入学的儿童,学校最终在1964年解散了,几个弟弟还没有毕业,就转到琅琊路小学继续读书。老师们吃散伙饭那天,我第一次喝了啤酒,醉了躺在礼堂的长条凳上睡了一觉。

凤凰江苏:卫岗小学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学校,当时在那就读的大部分是干部子女,是否有些“贵族学校”的意味?

周善明:真要说特殊,也就是教学质量比较好,另一方面教师大多出身军人,政治觉悟比较高,学生倒是没什么特殊化。以现在的眼光看,学生们可能都是“名门之后”,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的学生中,有干部子女,有烈士子女,许司令(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孩子也在这里就读,当然也有一般的团级干部,他们的父母带兵驻扎在海岛上,根本不在南京。为什么我们是住校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孩子没家可回。在学校,所有学生都是一样的,完全没有人在比谁爸官大。最早我大哥上学的时候都是穿一样的制服,一起上课、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周末放学也都是一辆卡车拉回军区大院。

那时,周纯麟将军在南京军区担任炮兵司令员,为了方便工作,组织给他配了一辆小汽车。但在这辆“工作用车”上,却从来没有妻子邓文秀和孩子们的位置。

邓文秀(周纯麟将军夫人):孩子们学校离家有十几里路,老周的汽车从不接送;我上班和他是一条路线,他的车子就从我单位门口过,也从来不让我坐他的车,即便雨天积水没过膝盖,也是一样。老周在的时候,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

凤凰江苏:周将军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周善明: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印象。在饭桌上,我们几个孩子有时候喜欢玩一玩、闹一闹,我父亲不允许。他会严肃地说:“吃饭就是吃饭,不要在饭桌上面嘻嘻哈哈的!”再比如,他要在客厅接待客人了,就让我们在屋里不要出来。这时候你要是在房间里闹哄哄的,他会非常生气,客人走了是一定要发火的。

周善乐:他会给孩子们立规矩。

凤凰江苏:父亲在你们心里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威严吗?

周善明:小的时候是,但是我父亲很少打人,也不会因为是军人就给我们下达命令式的要求。印象中父亲真正打我们几个的次数屈指可数,顶多一下子也就过去了,不会逮到往死打。更多的是会告诉我们这样做不对,虽然不会多说什么,但是只要他点出错误了,我们就会明白,以后也不会再这样做了。

不苟言笑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忽视在生活细节上对孩子们照顾。五、六十年代在卫岗上小学时,不仅要供给孩子们在学校的伙食,还要抚养常来周家小住的亲戚家孩子。每当周末,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但只有父母、外婆和在家读中学的大哥四个人的粮食标准,家庭的负担并不轻。然而即便在物资紧张的时代,孩子们也总能发现周纯麟一直悄悄省下自己的盘中餐。

周善明:我外婆早上起来煎一个鸡蛋,父亲从来不吃完,总会剩个一半放在那里。有时候早上起来给我父亲炸个四五块带鱼,我们都知道那是专门给他吃的,但他也从来都不吃完,总要留一些。所以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他实际上很是疼爱我们。

军队是一所大学校

1928年,15岁的周纯麟参加了家乡的农民赤卫军,从此开始了传奇的戎马生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掀起了学解放军的高潮,毛主席提出的“军队是一所大学校”的概念深入人心,当兵成为了一代青年人心中最伟大的理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周家7个孩子先后参军入伍,年龄也跟父亲当年差不多。

周善明:我67年当兵,我那时候才15岁。在我心里,部队好比神圣的殿堂一样;但等到真参军入伍了,就发现部队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还记得,参军后的第一次回家,说起部队,我从上数落到下,排长怎么样、班长怎么样、战士怎么样,上上下下都觉得有问题。父亲听完了以后,嘴巴一撅,转身就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讲。后来等到我自己带兵,才慢慢觉悟,想想,那其实很正常,就好像大学生走入社会一样,都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参军入伍两年后,周善明提干入党,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化以后,他发现一贯言语较少的父亲与他的交流慢慢多了起来,似乎对自己的成绩有了一定认可。

周善明:可能那个时候他才觉得你是个真正的军人了。慢慢地,有些他的活动,愿意带着我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作为他的随从,跟着一起去。

凤凰江苏:所以“入党”,在周将军看来,是个分量很重的事?

周善明:那当然是很在意。他一直教育我们,要好好干,争取早一点入党。这是他的一贯要求。

在基层好好干,是周纯麟对子女们的一贯要求。身为大军区领导,周纯麟并没有想过让子女走捷径,也不允许他们走捷径。因为父亲的坚持,子女中有人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有人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机会,有人在基层体验着战备动员……

大哥周善平是南京炮兵工程学院读红外夜视专业的学生,对口工作是科研机构,但父亲不让他当三门干部,即家、校、机关,一定要到连队锻炼,而且必须到步兵连队,当过副连长、政治指导员,五年后才调机关工作。

周善明:四弟周善伟因为在部队干的好,部队推荐他去上安徽大学外语系。结果我父亲知道以后,一个电话打到部队去,“让周善伟在部队好好干”,我弟弟就听从了没去。后来听说,他大学外语系这个班开学一个月了,还在点周善伟的名字。其实,在“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外交人才还是相当匮乏的,如果弟弟当时去了,可能就会是另外一条道路。我最小的一个弟弟周善军,父母一直非常疼爱他,但是当兵以后,父亲也把他放到基层,不让他去机关办公室。

周善黎:我最早在大别山当兵,搞机要,是瞒着父亲去二军大上学的。大学毕业后,正在上海任职的父亲不让我留在上海警备区。母亲说,“你身体也不好,丫头是学医的,就留一个在上海,陪在你身边吧”,这才留在了上海。但父亲还是不同意我留在市区的医院,把我转到了郊区的传染病医院去。

周善明:还记得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以后,我所在的坦克师即将调防到北京军区,但基层士兵不会提前知道调防计划,父亲是知道的。在南京附近的训练基地时,我父亲到部队来看了我一眼,他只问了我一句:“你的部队在北方,冷不冷,要不要让你妈再给你寄件毛衣来?”我当时是想,这里离南京挺近,就说不用。其实那会,父亲是知道我们要调防了,但他从来没告诉过我,即使从山西回来后,父亲也只字未提。很多年后,我才慢慢自己想明白,他是考虑到我要调防北方,肯定比江苏冷,才会问我,但是我说了不要毛衣之后,他也没有再多问。两三天后,部队就开始做战备动员了,不是调防,而是直接说上前线。

凤凰江苏: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真的是要上去打仗?

周善明:营房的战车坦克全部开走,连食堂养的猪都全部处理掉了,气氛十分紧张。战友里剃光头的、写血书的都有,邮局就把办事处设到营房里来,大家把钱和用不到的东西全都寄回家了。那就是要上去打仗的感觉,视死如归。结果坐了两天两夜的闷罐车,把我们拉到了北边,才发现不是要上前线。但也是真心感谢父亲能给我一次临战的体验,如果他早告诉我调防,可能就不会这么刻骨铭心了。

凤凰江苏:父亲因为正直,舍弃了很多对子女“特殊照顾”的机会,当时能理解他的做法吗?

周善黎:我当时就和父亲说没问题,让我去传染病院我就去。其实我们那时候做事情、讲话,只有一个宗旨,就是不能给父亲抹黑、不能给父亲添乱。我们自己也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做的比别人好。

凤凰江苏:将军对家里第三代的教育是怎样的?

周善明:首先,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做坏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做对社会有用的人,热爱祖国,不能崇洋媚外。另外,对共产主义有坚实的信仰。

初闻战斗故事

看着儿女们一天天成熟起来,过去很少与孩子们交流的父亲,也开始讲起了曾经的故事。西路军、新四军骑兵团、孟良崮,在学校和部队听闻了多少遍的英雄事迹,在父亲的亲历讲述中,活了起来。

凤凰江苏:父亲生前会常和你们提起哪些人?

周善明:对父亲影响大的人物有很多,其实只要是跟他共事过的领导和战友,他都很尊重的,像徐向前、李先念、彭雪枫、张爱萍……打仗时牺牲的每一个战士,只要是有名有姓的,父亲都一直记着。

凤凰江苏:我们从各种材料里都看到,新四军四师的老师长彭雪枫有三件宝,其中一件就是周纯麟将军的骑兵团,父亲对彭雪枫是什么印象?

周善明:彭雪枫是我父亲很佩服的一个人,能文能武,提出过很多战略性的军事观点。他非常重视骑兵的建设,计划把骑兵团扩建成骑兵旅,甚至他的牺牲也和骑兵有一定关系——彭雪枫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步兵引出敌人,之后骑兵团扑上,当时他很激动,站起来说“上去啦!上去啦!”,却没想,就在此时被一颗流弹击中,一声没吭就倒下,走了。

凤凰江苏:彭雪枫牺牲后的事,父亲说过吗?

周善明:这一仗打完,我父亲到师部汇报,结果一进院子,大家都不吭声、情绪沉闷,这时父亲才知道师长牺牲了。后来,骑兵团全部给彭雪枫披麻戴孝,连马都戴着白花。那时,彭师长的夫人还怀着他的遗腹子,怕影响胎儿,张爱萍和张震等首长决定暂不告诉她彭雪枫牺牲的消息。洪泽湖反扫荡那会,是我母亲一直照顾她,陪着她在船上住了40天,直到把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二炮的政委彭小枫。

周善明告诉凤凰江苏,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直到他走后,我们也还是这样认为,有很多事情是之后看他的回忆录才知道的。

周善明:像国家主席李先念。我父亲从李先念当师政委的时候就一直跟着他,跟了那么多年,但是他生前却很少讲他们之间的故事,直到退居二线,在写回忆录的期间,他才会给我们讲讲。之前工作的时候也从来不提,从来不会说我认识这些上级,可以去找他们帮忙。即便是“文革”时期受到了迫害,他也没说过,回去找谁,去依靠谁这样的话。

周善明曾经问过父亲,战争年代,觉得最艰苦的是哪一段,他回答道,红西路军。尤其是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西征河西走廊、祁连山的那些日子,苦到永生难忘。

血战到底,砍死最后的敌人

周纯麟将军记忆中最艰苦的这段征程,是红四方面军始于1936年10月的西征。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控制连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中央命令四方面军主力部队2.18万人西渡黄河作战,周纯麟就是最早渡河的“渡河先锋连”成员之一。此后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深入苦寒之地的西路军缺乏补给、腹背受敌,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

周善明:现在都说长征苦,我曾经问过我父亲,是长征苦还是西征苦,父亲说,河西走廊比长征苦多了。当部队前进到河西走廊,没有根据地,没有老百姓支持,没有人员补充,伤病员都没有办法治,没有弹药补给,没有吃的,红西路军被十多倍的马家军骑兵追着打,特别苦。打到最后,能坚持走到星星峡的只有420人,我父亲是最早到的18个人之一,陈云代表党中央在星星峡接的他们。所以,我父亲说,这一段是最苦的。前段时间,我们刚刚重走了这一段,当然我们走是开车子,比他们当年要舒服多了。

凤凰江苏:周将军跟您提起这段经历时,他更多的是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

周善明:最深刻的就是艰苦,但是从来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的信心。部队打散以后,战士们决定沿着电线杆往西北走,走的就是过去的丝绸之路,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也是按着这个修的。父亲他们当时隐藏在戈壁滩上石坡的低凹处,远远的看着电线,按照它方向走,不敢走大路,因为骑兵在追,只能在远处。那个时候你如果革命意志不坚定,也就开小差了,没人管,但是他说我们就要走到新疆。

凤凰江苏:这也是一种信念。

周善明:这就是一种信念,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坚持!18个人,最后到了星星峡。坚持反共的哈密警备司令,派了一个副团长和一个副官到星星峡来劝降。18人里有个团政委,组织大家一商量,就说坚决不投降,我们千辛万苦到了星星峡,绝不投降,但是也不能把这两人放回去,放回去他们知道我们就这几个人,他马上会派部队来把我们灭了。我父亲就砍掉了这两个敌人,这也是西路军所消灭的最后两个敌人。

1983年,周纯麟退居二线。这年9月27日,新疆隆重举行“纪念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烈士牺牲40周年大会”,70岁的周纯麟受邀参加纪念活动。10月3日,周纯麟提前离开乌市,向兰州方向进发,从星星峡一路倒着回溯西路军征战路线,47年,无法忘却的,都是怀念。

周善明:过去的战场他千方百计也要找到,而且找了一些当事人,像渡河的老艄公和汪家墩碉堡的主人。到了石窝山,他硬要上去,那时候连路都没有,老乡给牵了一匹马,他一下子就翻上去了,骑着马就往前走。当地一个副军长陪着,在后面拽着马缰绳:“首长你不能去啊,危险!”但是他就是要去,因为这些地方是他永生难忘的地方,是当年最艰苦的地方,那里躺着他的战友们。

周善乐:那时候都是石子路,有时候走着走着轮胎就爆了,爆了以后老爷子也下来站路边,在那等。那时候是十月份,衣服穿得少,天气多冷啊,但是我父亲一直很坚决:“去,修好了就去!”

出发,沿着父辈的足迹

2016年7月,周纯麟的子女们重走西路军征途。五个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开着两辆商务车从南京出发,自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地会宁开始,靖远、永登、武威、永昌、张掖、酒泉、梨园口、嘉峪关、瓜州、红柳园、星星峡,一站一站寻访。海拔三千多米的河西走廊上,80 年前的路线,再一次点亮。

凤凰江苏:父亲没能上去的石窝山,这次上去没有?

周善明:我们这次去都开车上去了,除了我们专门要上去,当地很少有牧民去,偶尔有摩托车上去。很荒凉,路就是拖拉机的路,50公里开了三小时。我们一定要完成父亲的夙愿,我们一定要替他去看看。

凤凰江苏:时间是怎么协调的?

周善明:其实前年就开始计划了,本来打算去年去,结果去年7月1号我母亲摔了一跤,把股骨头给摔断了,这样我们就都守着她,拖了一年。一直到今年的7月1号,我母亲亲自在家旁边的餐馆给我们设宴,为我们壮行。

凤凰江苏:一路上的作息是怎样安排的?

周善明:我们在路上,头尾两天是六点就出发了,中间基本上是七点半,多数吃中饭的时间都是下午一两点,晚饭一般是八点有时候甚至九点,晚上睡下都快十二点了。我反正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我微信朋友圈里有很多人,说天天早上要看到我关于西征的信息,我白天没时间发,所以我只有在早上六点之前就把它弄好。有时候三点钟就醒了,先要把照片选好,然后还要组织文字。

凤凰江苏:朋友圈消息下面点赞的都是哪些人?

周善明:一般是战友和同学,今天中午还和一帮同学十五六个人他们给我接风。我说他们给我的鼓励也很大,他们也说,你们也真不容易,都是六十好几的人了,还这么跑。

凤凰江苏:那这一路上身体还适应吗,有没有出现不适?

周善明:俄祁公路最高的是3767公尺高的俄堡镇,我们在那停下来吃饭。因为老六的心脏是装过支架的,所以就感觉很大,就胸闷。我们反正是都有感觉,觉得走路不要走急,走的急了会有胸闷,有高原反应。总的来讲还可以。

周善黎:我本身是腰椎间盘突出,不能长时间坐着,而且我出去前刚刚犯了,母亲非常担心,我这个身体状况能不能去。我去了以后,脚还崴了,腿也摔破了,当时就疼得坐在地上起不来。我弟弟就问:“姐,行不行。”我说没事,然后十多分钟才慢慢缓过来。所以他们都说“姐你轻伤不下火线”,我说那当然,这个意义不一样。

凤凰江苏:那这次重走你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周善黎:体会特别深。我们是开着车、有吃有喝有床的十几天,老父亲那是枪林弹雨、不毛之地、孤立无援的好几个月,确实不容易。人在这个环境里走下来,对我们教育确实是很大。我是70年入党的,和父辈更贴近一点。

站在父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感知当年的战况。时间已经过去了80年,黄土风沙、高墙弹孔,还在诉说着当年的激烈战斗。

周善明:他当年攻打的一些城堡,就是现在看,也是很难打。比如永登的城墙,虽然现在只剩下几十公尺,其他的都扒掉了,我一看,有五层楼那么高,两丈厚都不止。我父亲在那攻打,一个班上去,全部牺牲在上面,后面我们的火力跟不上,云梯跟不上,后来就只好撤下来了。所以我站在那里就想当年的牺牲是有多大。还有瓜州的城墙,我们站在残墙上,想到我父亲他们从祁连山出来,30多天没吃没喝、只剩下七八百人要攻破这个城墙,真的是很艰苦。西北那里你现在去看,戈壁滩一望无际,条件依然很艰苦,我们现在是觉得大太阳烤,可我父亲那时候是冬天,很冷。真的是不容易,也就是我父辈这样的精神可以走下来,换我们现在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估计是走不下来。

这次西行的五人中,在家排行老六的周善乐曾在1983年陪同父亲重走河西走廊。三十年过去,路好走了、条件好了,更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当地更加重视红西路军精神的传承了。

周善乐:83年的时候,当地还没有纪念馆,最早是1986年在西宁建的,是全国第一个关于西路军的纪念馆,现在又建了新馆。就是我父亲去了以后,一路走一路恳谈,后来慢慢建起来的。

周善明:那边很多县真的很穷,都是吃国家补贴的,但就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能把县财政拿出一部分来建纪念馆,有的也成为一个县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品牌,经常有部队、学生、单位去凭吊。我们去了他们也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们一路上把这些书籍和资料能送的也都送给他们,尽量支持。能有一些人坚持在做这些事情,起码能让西路军的故事有一些留存。

凤凰江苏:当地对西路军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了,其实1983年前谈起西路军的问题,还是比较保守的。

周善明:因为西路军的问题,最早的定调,是西路军的失败标志着张国焘路线的失败。但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李先念、徐向前都提起了很多西路军的事情,后来邓小平就批示可以存档。后来的国家领导人都有说到,西路军的这个案子,应该说是翻过来的,西路军全部都是中央指挥的。当然我父亲在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说法。

永远的西路军!

1937年元旦后,马家军对进驻张掖地区临泽、高台、倪家营子三地的西路军进行分割、包围、截杀。红30军驻守在倪家营子,周纯麟带着一个连的战士进入汪家墩城堡,一昼夜,敌人用炮打、用重兵围、用火烧,九连就是打不垮、围不垮也烧不垮,如钢钉一般牢牢钉在阵地上。次日下午五时换防时,130位战士,只有9人走出了碉堡。

1983年10月,周纯麟找到了当年苦战过的汪家墩,弹洞累累的碉堡已经成为了主人的养马房。面向碉堡,老将军静默站立,随行人员都陪着老人,整整40分钟,没有人说一句话……

周善明:在汪家墩的碉堡前,他面向碉堡站了40分钟,我弟弟他们都站在背后,谁也不讲话,就在那默默站着。

周善乐:实际上他在回忆当时打仗时候的情景,在想念牺牲的战友。

周善明:他在自传里也讲,在西路军的时候,每一个战士的牺牲,无论是团长还是士兵,只要是有名有姓的,他都记得住。有的战士没有别的亲人,就跟我父亲讲:“我牺牲以后,对党没有任何请求,只想请求给我一块白布,把我的双眼蒙住,免得我的双眼被土堵上,看不见革命事业的胜利。”还有的说:“你到时候挖坑挖的深一点,不要让野狗把我刨出来吃掉。”但就是这些简单要求,战火中的父亲有的都没法完成……

“红西路军精神万岁”,每到一处,周家姐弟就会在横幅上签好名字,挂在那里。西路军,是番号也不仅仅是番号,代表地方也不仅仅是地方,对这个大家庭二十几口人来说,西路军就仿佛是遗传基因一样,是很多值得奋斗的事情的初心和原点。

周善明:我们看了我父亲的回忆录,还有很多同志的回忆录,只要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听到的,都会留意。包括现在网上还有西路军二代的群,他们有时候会把自己家的故事、资料拿出来,拿出来我们就看,该收藏的收藏。另外像我哥呢,他们在北京筹建西路军的研究会。

凤凰江苏:还会把这些故事讲给下一代吗?

周善明:有人愿意听我就讲,像我们家老四的儿子,他就建了一个西路军第三代的群,他自己也很了解这段历史,经常在群里发言或是组织活动。

访谈进入尾声,当问到邓文秀奶奶怎么评价这一群子女时,92岁的奶奶脱口而出:“我的子女都是继承爸爸的传统。”

“这一大家子人,7个孩子还有媳妇、女婿、孙子,二十几口人,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但是没有一个贪官,没有一个偷税漏税的,更没有一个乱搞的。” 

尤其是家中老五周善新,在上海警备区后勤部担任领导时分管财务、营房工作时,在巨大的诱惑下,依然洁身自好、不忘初心,立过几次三等功。

送邓奶奶回房休息后,善明叔叔和善乐叔叔送我们出来。月华如水,身处闹市的大院更显清静,身后的建筑渐渐远去,在此颐养天年的老战士们即将安然入梦,无数金戈铁马的故事又将沉睡入下一个夜里。(邬楠杨倩菲)


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