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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渡长江征鄂南

  • 时间:   2021-11-17      
  • 作者:   刘少卿      
  • 来源: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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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初,鄂东形势刚有起色我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南渡长江巩固鄂南根据地。其实这个使命也不算新。“开辟鄂南”是师长李先念在1941年五师成立后不久就和我个人讨论酝酿过的蓝图。那时鄂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正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但对我五师在大小悟山根据地的巩固,更犹为重要。

1942年5月下旬,新四军五师首长决定利用鄂南之敌正处于我游击战争的第五、第六战区间的有利条件,实施开辟鄂南计划。扩大五师的战略回旋余地,利用那时正在鄂东的吴林焕张体学第十四旅主力,甩掉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的时机,分东西两路渡过长江,挺进鄂南准备建立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5月26日五师三位师首长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联名向中央军委上报了鄂南的情况和开辟鄂南的计划,得到了军委的肯定。

六月间,边区党委和师首长讨论决定,在顽军暂未大规模向我大、小悟山进攻之前,暂时停止与顽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派刘少卿化名江岳洪指挥主力一部向鄂南挺进增强鄂南的军事力量,打击和消灭敌、伪、顽开辟鄂南根据地。和两年前“开辟天西”一样,给了我一个“鄂南指挥部指挥长”的名义。陈大姐还决定再次让杨学诚任政委(刘少卿在前面打,杨学诚在后面铺摊子建立政权)。五师首长决心把鄂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造成向赣北发展的形势。非常遗憾的是杨学诚得了胸膜炎,这一次不能和我一起共同战斗了。临出发前我去看望了他一次,他正发烧,脸色潮红,全身无力。我们俩人都为他因病无法共同出发而深感遗憾,我安慰了他一阵,希望他早日痊愈,再过江南去,再一次共同战斗。然后我便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赶赴黄冈,准备率特务团过江。

挥戈首战巴山姜

到了黄冈林家大湾,即电召已在江南的第十四旅旅长吴林焕和四十二团团长罗通过江北来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吴、罗二人昼夜兼程到江北和我见面,汇报了鄂南的全面敌情,他们认为巴山姜的田维中和廖义华势力在当地较大,也最不知好歹,老来找我们摩擦,一致认为应先搬掉巴山姜的田维中和廖义华部。讨论决定已在江南的熊作芳、张体学率四十一团和四十二团从龙角山向巴山姜刘仁八攻击,并约定和我率领的特务团一起分两路部队在8月2日同时打响。

过江很顺利,这里是我的家乡,当年土地革命失败送我出逃时是淘气三爹的船把我送到武汉,现在他还在这里撑船。他在江湖上很有些声望,连汉奸都不敢轻易找他的麻烦,就连别姓的船也听他的招呼。我们这次过江南去就是分乘淘气三爹招呼来的几十条船从长圻嶛渡江于藕塘登岸,悄悄穿过碧石,铁山、保安、金牛等日伪据点扺达杨家垅杨桥。这时张体学率领的四十一团、四十二团也到达太子庙,大王殿和藕池等地,与我所率特务团一起对九宫山下的巴山姜刘仁八地区的田维中伪部形成合击之势。因为罗通比较熟悉这里的情况,我就命他指挥特务团进行战斗,他认为自己是四十二团的政委,而特务团暂无团长,但有和他同级的政委岳林,由他指挥觉得不妥,但我认为他熟悉这里的地形,而且情况十分紧急,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来江南打仗,对江南的情况虽事先有一些调查,但总不能像在江北一切都了如指掌,打好、打砸责任都是我一个人承担,所以心情十分急躁。也许因为罗通是红军时代的老战友,遇了宣泄口,非让他指挥,而且大发脾气,甚至大骂出:“不听指挥就拉出去枪毙”的恶言。罗通和我是红军时代的老战友,1939年一起来中原抗日,互相非常融洽,所以也不客气,跟我拧起了脖子:“我是团政委,中心县委书纪,归上级党委管,你杀不了我。”两人被吴林焕拉开了。但军令如山,罗通还是执行命令,他带着怨气指挥得十分勇敢。也十分成功。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感到十分委屈,独自带着两个班自己冲在最前面,心想战死算了,可是敌人的子弹都呼呼往他身旁过,结果战斗十分顺利,他不但没有牺牲,还独自缴了两条枪。这是我和罗通相处一生的过程中,我最对不起他的一件事情,如果那一仗他真的牺牲了,我会后悔一辈子。

接着在向敌司令部冲刺时,在山顶高处,我向四十团第二营营长许凌云交代:“你带一个班穿过敌人的岗哨直插巴山姜,把田维中的司令部给端了。”这个许凌云是广西人,在敌桂军当了八年连长,去年初带着一个班来投新四军,在抗大十分校学习后回来当了营长,他年龄比我大一点,是个老行伍,打仗十分骁勇。他按我的交代一家伙就插到田维中司令部。里面的人还在睡大觉,被许凌云等人拍醒受俘后,实在搞不明白这些人是如何从天而降?许凌云得意地大声喝道:“老子就是从江北过来的新四军,你们服也不服?”田维中的3000人马,被我们消灭了2000多人,只可惜田氏父子等数十人不在司令部住宿而未被俘虏。廖义华部也被解决大部。结果如预期那样还算圆满,要说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消灭田贼父子。

这一仗打赢了,我又盯上了梁子湖的湘鄂赣游击挺进军、第四纵队盛瑜手下的马钦武部。这支部队吃的是敌伪两边的饭,还是军统的“别动军”,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我想既已来到江南,索性部队养息数日,再将马钦武部收拾了。然而出现了更大的麻烦,由于我们消灭了田维中部, 敌九战区三十集团军王凌基部率川军第七十二军的新十三、新十四、新十五师和湘鄂赣游击挺进军等敌顽部队约2万之众,越过崇(阳)阳(新)公路,兵分两路铺天盖地向刘仁八一带扑来,声称不打日军专打新四军;而江北的程汝怀部也向江边推进,要绝了新四军的退路。这时我召集大家讨论打还是不打,讨论中各说不一,我考虑再三,我们只有5000余人,众寡悬殊有受夹击之虞,宁肯少打一仗也要保持十四旅主力,不能硬拼,遂决定不打此仗,由特务团政治委员岳林和罗通留下组成鄂南游击司令部率少数部队或分散各县组织地方武装、或机动游击坚持斗争,我和吴林焕等则率主力返回江北暂避攻锋。我的具体部署是由吴林焕、熊作芳二同志率十四旅主力,当夜经阳新的太子庙大王殿渡江北上至蕲春地区。罗通同志率领鄂南地方武装主力南行向龙港燕厦(土地革命時期湘鄂赣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大畈等地前进,插向敌王凌基部右侧实施佯动,迟滞其前进速度。阳新大冶地区的部分地方武装仍留在巴山姜东北和西侧的金牛、保安、梁子湖地区开展活动,以钳制和监视各个据点的日伪军。我自己则带领四十团二营和电台等机要人员,顺原路北行,尔后北渡长江,返回黄冈与十四旅主力汇合。

向东向南的部队都顺利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唯独我这一路碰了钉子。当我于7月30日夜行至鄂城以东的藕塘时,派了三个侦察员乘船过江侦察北岸敌情,他们的船只行扺离北岸长江岸约200米时,遭到预先埋伏之敌的突然袭击,三人知道遭敌埋伏迅即就地抓了一块木板,弃船投江顺水往东划行,不顾疲劳的复向江南的磁湖港和观音港游去。我带领的队伍则在藕塘等候侦察员的汇报,为不见侦察员回来而着急。这时鬼子的枪声帮了我们的大忙,我断定是因我们27日夜由黄冈东岸的白潭湖过江南时被鬼子盯上了。鬼子在长江北岸作了部署,企图在我军北渡时,南北夾击我军在半渡之中。枪声惊醒了我,我及时将部队带到黄草湖以南大山脚下的车田村,发现该村有两面派式的红枪会组织。我首先想到的是统一战线政策,我派出一个连指导员带着几个人先进了村,给红枪会的会首们晓以大义说我们新四军是过江来打鬼子的,現在对岸有鬼子暂时过不了江,想在你们村住宿一夜,我们的“江司令”就是黄冈人,跟你们这边鄂城隔江相望,喝的都是一江水。“江司令”的名头大概你们这边也知道。于是会首们很客气地把“江司令”的队伍迎进了村,我及时把警戒布置好,自己则带着警卫班把几个会首弄在自己身边,让他们和自己寸步不离。我一脸轻松地和会首们说着眼前的轻重和利害,告诉他们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到江南是抗击日寇和顽军,胜利后要回江北,遇到敌人的阻击,无法渡江,想暂借贵村隐蔽到天黑。我对他们说了几条要求:第一,希望他们向外必须绝对保密,以免敌人知道村里有新四军,一旦在村里打起来,对全村百姓和红枪会都很不利;第二,我们不进民宅,只是在山上隐蔽到天黑;第三,帮我们做点吃的往山里送,我们会加倍给伙食费。红枪会和村民对我们的秋毫无犯非常敬重,更会绝对保密,因为在村里打起来,村民和红枪会也要遭殃。会首见这位江司令个头不高却是戎装整齐气宇轩昂,操的乡音话说得和气却句句透着不容置疑,于是不敢怠慢,照令而行,还挺积极地向江司令建议;最好把队伍分别部署到黄草湖的几个岛上和山边,这样地形有利,鬼子要真来,你们还可以依托地形打他们一仗。我觉得他们讲得有理而感谢他们,他们并表示立刻派人到对岸刘家渡找船,说那里是你们黄冈的船。结果真是如此,一听是江司令,就过来十几条船,船上都盖了芦苇。因为发现去往迴风矶的江弯处停泊着鬼子的两艘军舰,江司令带着队伍就藏在芦苇下面躲过敌舰望远镜的窥视,悄悄地过了江。回到江北的迴风矶,尔后经浠水西渡巴水于8月1日下午回到了黄冈的陶店,8月2日一早在陶店的三台河岸北,全歼由堵城出来打圩的11个日本鬼子。至此,是我第一次渡江去鄂南,首战巴山姜刘仁八地区,完成了痛歼敌顽田维中廖义华部的任务。

二战马匪横山头

第二次南渡长江攻打敌马钦武,但是这次仗我没有指挥好,是一次失败的战斗。

1943年初秋,我在黄冈兼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时,江南罗通送来情报:“军统别动军马钦武带了四五百人到樊湖,正对我根据地进行破坏,主力是不是过江来揍他一顿?”我一听当然好,当即就率挺进十七团过江击敌,然而我这一次有点轻敌,认为马钦武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会比田维中更结实,只要我军枪一响,是战斗的开始也是战斗的结束。我的轻敌伴随着的就是疏忽大意。樊湖的地形如何?我没有亲自去看过,只是听说,过江还是坐的淘气三爹从黄冈放过来的船悄悄地到了南岸。船到碧石渡藏了起来,队伍也隐蔽起来准备战斗。然而这时情报又来了:“马钦武不知去向了。”又派人去侦察,到下午才来报告:“马钦武跑到洁泗州去了。”我得悉情报急派人去追,谁知道洁四洲中间有个横山头还隔着一条河,此河还不能徒涉。这时马钦武已过了河,正朝横山头跑想到渡口登船逃过梁子湖。这时我也急了眼,急令部队登船过河撵上马钦武。谁知忙中出错,到了河心却翻了一条船还淹死了两个不会水的战士。挺进十七团政委郑铎满面羞惭地说:“这是我指挥不当请求处分。”而我这時一门心思地要抓俘虏缴枪,还下了死命令必须追上马钦武,占领横山头,让马钦武无路可逃。可是已经晚了,原来马匪对此处地形十分熟悉,我十七团的前卫已追上了马钦武的后卫,但敌人的大部分人已经登船到了湖心,少数掩护部队也占据了横山头居高临下向我军射击。满打满算也才兜了马钦武几十人枪。挺进十七团团长石寿堂请示:“总长,现在怎么办?”我盘算一把还是不能勉强硬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溜了号。没逮住鸡还蚀了一把米,我心里憋着那股火呀,眼前可没有像第一次过江打田维中时,对罗通那样的老战友可以宣泄,只好忍痛憋气,带领队伍抬着两位牺牲战士的尸体,上了淘气三爹的船回到江北陶店。回到陶店首先就给李先念司令发电报,承担责任请求处分。李先念回电没有批评,而是好言抚慰,说情报不详遇到困难是难免的事,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还让我休息数日再作计议。李司令没有批评,但我自己要吃一堑长一智,要牢记这次失败的教训。说起来也是巧合,仅一个多月后,我让马钦武狠狠吃了一回苦头。

三渡江南转战上倪湾

1943年11月,情报又来了。这次情报挺详细:别动军马钦武部五六百人又到了樊湖,这次他们不是在横山头登岸,船泊停泊在另一个方向的上倪湾。我闻讯仍率挺进17团还乘淘气三爹的船第三次横渡长江,拂晓前到达江南再次深入到樊湖而且渡过了那条不宽的河。因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次又做了一次较周密的侦察,查明敌人是马钦武部的孟昭厚大队,有四五百人,已窜入到樊湖地区好几天了。我们把船只停在更靠近水网一个堤湾有树林的地方。我军并不向孟匪登岸的方向进军,而是将主力埋伏在过了河四、五里的丘林地带,另派了一个排假装向上倪弯方向去。不出所料,孟匪发現了我这个排,以为是我地方游击队,即从我军左后包抄过来,而这个排佯作向樊湖方向逃跑,而孟匪又认为樊口镇驻有日寇,这个排必是无路可逃的了,因而拼命追击。这一追,他的全大队数百余人右侧后全部暴露在我军主力的伏击圈之内,此时我以一小部分向其后方包抄过去,对准他登岸的地方冲过去,首先切断了他们与船只的联系,防止他们从水陆逃跑。而敌人正对我军的一个作为诱饵的排紧追不放时,突闻枪声大作,从树林中扔出一排排手榴弹,跃出了挺着刺刀的大片大片的新四军,嘴里还大喊:“别动,缴枪不杀!”别动军这一下真就成了“别动”。同时我佯装逃跑的那个排,给他来了个回马枪,致孟匪三面受敌慌不择路向上泥湾方向溃逃,我军则紧追不舍活捉了敌大队长孟昭厚。敌军只能退守上倪湾。同时我又令挺进十七团向上倪湾发起了总攻,马钦武在上倪湾慌了神,抬腿就溜号。战士们推着点着了稻草的火车,扑进上倪湾与敌人短兵相接混战一场,20分钟后战斗结束。清点战果共得枪500多条,俘虏孟匪本人及其所属400余人。是役双方均伤亡十余人,战果以我方全胜圆满结束。但是我个人很是悲伤,我方伤亡十余人中,有我1939年6月从延安随我来的原警卫员田光寿,当时在挺进十七团任连政治指导员,年仅22岁。他作战勇敢机智,在此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另一位是我现在的警卫员小胡,河南罗山县人,年仅18岁。此次战斗中随我一起向敌冲锋时我目睹他中弹在我身旁倒下。我亲眼目睹他们牺牲倒下时的情景,数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当时我真想紧抱他们,可当时我是这场战斗的最高指挥员,战斗尚未结束必须稳定全体指战员的情绪而万不能失态。

为开创樊湖根据地的第二次战斗,歼灭了汪伪的所谓曲线救国别动军,匪首马钦武至死也没有翻过身来,樊湖周边地区的敌人不管是鬼子、伪军还是汉奸只能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动弹,樊湖根据地他永遠属于抗日的军民。

 

             五师分会 刘少卿